??? 隨著公立醫院改革的逐步深入，醫院投資的格局正迎來20年來最大的變革，要真正理解和并尋找到可能的市場趨勢，才能把握住醫院投資的脈絡。在國有醫療服務體系占據絕對主導的市場上，醫院投資首先必須理解公立醫院的運營模式和當前改革的重點和未來趨勢，也就是公立醫院的定位，才能明確醫院投資本身的定位，從而避免錯誤的決策而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和可能挑戰。
首先，過去20年，公立醫院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在政策壓制的服務收費低下和財政補貼無法覆蓋成本的前提下，通過大規模的以藥養醫和增加檢查和手術收入來獲得收入。在這種定位模式下，醫院的規模越是龐大，其獲取的利益也就越大，這也是公立醫院的擴張沖動始終無法遏制的原因。當然，規模越大，成本也越大，但由于政策對醫院的成本考核始終非常薄弱，公立的屬性也給予醫院的決策者有政府兜底這個政策暗示，這導致醫院不計成本的擴張，以期在其中獲得更多的個體收益。
在另一方面，作為支付方的醫保始終充當的是被動支付的角色，無法有效的對公立醫院的醫療行為進行制衡。這一方面是因為醫保缺乏精細化管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公立醫療體系內，服務方有著更大的話語權，很難通過支付方對醫院進行強制約。
在新農合實施后，中國超過10億人口獲得了醫保的覆蓋，而且覆蓋率還在不斷的上升。在沒有有效制衡的市場上，公立醫院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群體利益都得到了最大的收獲。但是，由于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繳費比例過低，這直接對醫保的支付造成了難以承受的壓力，最終導致了政策的反制，強烈要求醫保進行控費，從而對公立醫院延續20年的發展模式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被迫進行轉型。
政策對公立醫院的改革分為幾個部分，首先通過行政手段控制大醫院的擴張，同時通過推動分級診療來引導用戶離開大醫院，進而從外部來控制醫院規模。另一方面，在內部，首先通過對藥品和檢查的監管來控制醫生的行為，其次通過對醫院和醫生的薪酬制度改革來提高服務性的陽光收入，意圖通過這種雙管齊下的方法來改變醫院和醫生的行為，引導醫療服務體系擺脫畸形的發展模式。
在這樣的系統性變革下，原有醫院投資的邏輯將發生改變，體制外的醫療服務也將不得不進行轉型。
首先，在分診的推動下，一部分病人正逐步回流到獲得政策支持的社區衛生中心和鄉鎮衛生院，由于這類基層醫療機構受到政府的較大補貼，雖然醫生水平并不讓人信任，但對付普通的開藥門診和一定的康復和小病需求還是足夠了。而且在分級診療的政策推動下，大醫院對基層的提升也正在逐步的加深。有部分的公立基層醫療機構在服務上也很下功夫，比如一些大城市的社區衛生中心，就能粘住一定的有效用戶，這對以服務見長的民營醫療服務形成了一定的壓力。
而且，隨著公立醫院來自藥品收入的減少，勢必要進一步開發高價值人群的業務。雖然目前在特需業務上，各地都有10%的紅線設置，但規避政策的方法仍非常多，這對于高端醫療和部分專科的業務都形成了擠壓，特別是那些原先立足于公立醫院市場補充業務的民營醫院受到的壓力將較大。
其次，在對醫療機構的藥品加成和藥占比的考核嚴格執行后，特別是從三甲醫院一直延伸到縣級醫院，伴隨著三明模式向全國的推廣，這對以藥養醫的運營模式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為了對抗政策的壓力，公立醫院也將逐步轉型，建立類似民營醫療機構目前正在操作的供應鏈模式，從而既滿足了政策上的需求，又讓原有的以藥養醫模式得以維系。這也就意味著公立醫療機構將在供應鏈上通過自建或者與外部供應商合作來推進。
在這樣的新格局下，如果民營醫院還是依靠醫保為主，延續原先的以類供應鏈模式來進行發展的模式，對其自身的經營將產生沖擊。由于公立醫院的體量巨大，在政策的壓制下，對藥價的打壓肯定會較為明顯，只要將體量繼續做大，對公立醫院自身的影響不大，但這將拉低民營醫療機構從藥品的獲利空間。
最后，隨著公立醫院的去編制化、醫療行為的嚴格監管和對醫生薪酬體系的改革，新生代醫生對于公立醫院的認同感將大大降低。這對于民營醫療機構來說是利弊參半，有利的是醫生的流動性將得到加強，有助于獲取優質的人才，但不利的是公立醫院的改革將影響到民營體系，特別是在監管上的壓力增加后，民營醫院的以藥養醫的傳統發展模式將受到沖擊。未來的強監管不可能只針對公立醫院，民營醫院也將受到影響，這將嚴重打壓傳統的民營醫院運營模式。
對于高端醫療機構和大部分專科醫院來說，由于藥占比較低，在這一輪改革中受到的影響并不是那么大。但隨著公立醫院改革后的服務能力增強、對高價值人群的進一步開發和監管的加強，這類醫院在定價和服務人群方面如不能作出重大調整，也將面臨較大的挑戰。特別是隨著后續的大量行業外資金進入，市場競爭將日益激烈，整個行業的洗牌在所難免。
因此，面對公立醫院的巨大轉變，醫改變局下的醫院投資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如何把握市場的趨勢并規避風險，才是在醫院投資市場能獲得成功的關鍵。